威尼斯生活著名评书艺术家单田芳11日下午3点30分因病在中日友好医院去逝。

原标题:评书艺术家单田芳今日下午在京病逝,享年84岁!本报特派记者已急赴北京

记者从北京单田芳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经理肖建陆处获悉,著名评书艺术家单田芳11日下午3点30分因病在中日友好医院去逝,享年84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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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田芳1934年12月17日出生于营口市的一个曲艺世家,是中国评书表演艺术家、作家。2012年,在第七届中国曲艺牡丹奖颁奖典礼上获得终身成就奖。
1954年走上评书舞台。1979年5月1日,单田芳重返书坛。1995年,单田芳成立了北京单田芳文化传播有限公司。2007年1月26日,单田芳宣布收山,《老店风云》是他的收山之作。2011年,出版了自传《言归正传:单田芳说单田芳》。
代表作品有《三侠五义》、《白眉大侠》、《三侠剑》、《童林传》、《隋唐演义》、《乱世枭雄》
、《水浒外传》 等评书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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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田芳外祖父王福义是闯关东进沈阳最早的竹板书老艺人,母亲王香桂是三四十年代著名的西河大鼓演员,人称“白丫头”,父亲单永魁是弦师,大伯单永生和三叔单永槐分别是西河大鼓和评书演员。

1953年单田芳高中毕业后,考入东北大学,但因病退学,拜李庆海为师,正式说书。1955年参加鞍山市曲艺团,二十四岁正式登台,六十年代即在鞍山成名。1955—1956年间,他先后说过传统评书《三国》和《隋唐》等十多部,以及新编评书《林海雪原》、《平原枪声》等。文革期间,因下放而离开舞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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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79年5月1日,单田芳重返书坛,在鞍山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第一部评书《隋唐演义》(《瓦岗英雄》),此后与其合作十余载,先后录制播出了三十九部评书,风行全国大江南北几十家广播电台。其中《天京血泪》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,听众多达六亿。

自1981年以来,他先后出版了近四十部评书,是全国出版评书最多的评书演员。《大明英烈》入选《中国十大传统评书经典》丛书。1995年,单田芳成立了北京单田芳文化传播有限公司,自任董事长,并为中国曲协会员,中国通俗小说研究会会员。

2000年群众出版社出版了《单田芳评书全集》。《中国武侠小说史》一书将其列为大陆的武侠小说作家之一。评书《白眉大侠》和《宏碧缘》被拍成电视连续剧播出。此外,他录制了《薛家将》等多部电视评书并自编自演了《龙虎风云会》(正续)等广播评书。

2007年1月26日,单田芳宣布收山,《老店风云》是他的收山之作。2010年7月,75岁的单田芳又选出重新出山,录制的现代电视立体评书《羊神》。2011年,出版自传《言归正传:单田芳说单田芳》。2012年,在第七届中国牡丹奖颁奖典礼上获得终身成就奖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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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4年,记者采访单田芳,下为相关报道:

单田芳曝尴尬经历:吐字太用力,假牙喷出惹笑场

20岁拿起惊堂木,说三国话隋唐,英雄好汉、才子佳人他一说就是60年。60年里,他饱受磨难,几经沉浮,“文革”时哑了嗓子,九颗牙被踢掉,却从未放弃过这片舞台。于今年迎来从艺60周年的单田芳,接受记者采访。他说,“我不会休息,我要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,一直说下去”。

感动:冒雨说评书 观众打伞齐捧场

记者:您第一次登台的情形还记得吗?那会儿是什么状况?

单:我第一次登台正赶上好时候,那会儿刚刚解放,百废待兴,文艺界一片繁荣,京评歌曲话皆是如此。我的评书很快就获得成功。第一次表演,初学乍练,一登台都不知道怎么说,感觉是胡说一通,说完都想不起来说了些啥,我自己特别不满意。每个人都是从失败中摸索进步的,有了失败,才有了后来的成长,因而并不觉得遗憾。

记者:60年来,在那么多场表演中,给您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哪一场呢?

单:这个问题挺难回答的,因为演出太多了,遇上的事儿也很多,一时间很难全部回忆起来。我就举几个例子吧。有次我刚镶上假牙,但说书假牙不好使,结果我吐字太用力,说“呔,你往哪里走……噗”——假牙喷出来了,惹得大家哄堂大笑。我赶紧让他们打着手电把我假牙给找回来。还有几次露天演出,冒着雨说书,几千人打着雨伞听,说书这东西,不像唱歌几分钟就完了,一说就半小时。我心里就很着急,外头下着雨,头上冒着汗,生怕说得不精彩,辜负观众。您还真别说,这半小时,观众真坚持下来了,把我感动得……打那之后我就下定决心,一定要把这门工作做好,对得起观众的支持。

喜欢王玥波:所有批评意见 我都接受

记者:您广受观众喜爱的同时,也有一些不同的声音,觉得您的评书有的不符合历史,时常会有粗口。对于这些批评您怎么看待呢?

单:我衷心接受这些意见,但我也有保留的意见。评书是一种演义,不是正史,也可能“理儿不歪,趣儿不来”,自己会有意无意地把历史说反了,今后我会注意改改这些毛病。

记者:曲艺界如今涌现了不少年轻的评书演员,如王玥波,他的语言包袱设计更加时尚,经常出现时下热门的词儿。您怎么评价这种变化呢?

单:时代不一样了,不管是评书还是相声,都涌现了很多年轻艺术家。我听了一些年轻人的书,觉得很好,他们很有作为,能把老书新说,加进去很多过去没有的比如“给力”这样的新词儿,观众反响也很好。我不反对这种变化,我自己也很感兴趣。评书这门艺术也需要不断改革,不断创新,符合时代的要求,跟上观众的心理。

记者:听说您也爱看《中国好声音》?

单:所有的新事物,我都很感兴趣。他们的演出我很欣赏,有好东西我随时都可以吸收用到我的评书上。作为观众,我也希望他们能不断创新,给我们带来更多的艺术享受。

习惯:凌晨三四点起床录评书

记者:您觉得评书未来应该如何发展?您对年轻的艺术家有什么建议呢?

单:我搞了一辈子评书,我热爱这门艺术,也关心评书的命运。评书要往高端发展,希望年轻人增加更多的趣味性和知识性,让评书更有竞争力。

记者:听说您现在依然坚持凌晨三四点起来录书,工作。是什么力量让您坚持60年不间断?

单:其实我不觉得这是个负担,这是我的乐趣也是我的习惯,清晨起来读读书看看历史查查资料是我现在最大的爱好。

记者:您现在80岁了,有退休的打算吗?

单:我现在也说不好,我热爱这门事业。我要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,更要把钟撞响,有多大力量我使多大力量,把最好的东西奉献给大家。只要我身体还好,我就坚持下去,活到哪天说到哪天。

记者:您平时怎么安排您的晚年生活?

单:我的晚年生活安排得特别充实。我家四世同堂,我的晚辈的晚辈都有了,他们都生活得幸福快乐。我现在的生活十分充实愉快。业余时间我就带重孙子旅旅游,开开眼界,散散心,这是最好的消遣。

回顾大师生前

经典作品《白眉大侠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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少年 乱世求生是学问

龙生龙,凤生凤,老鼠的儿子会打洞。

我家是世家,从爷爷辈到父辈,都是搞曲艺的,从小我就受这个氛围的熏陶。旧社会艺人没有地位,这是我亲眼目睹的,“下九流”这话外面人说得不多,净是咱们艺人自个儿这么说,确实心酸。

我生在天津,后来跟着家人到沈阳。外祖父王福义是最早闯关东的那批民间艺人,我母亲唱大鼓,父亲是弦师,小时候我就在后台扒拉着看———那会儿艺人们演出都不卖票,说完一段书,拿个小笸箩,下去给人敛钱。一段书三分钱,“捧场了捧场了”,就这么喊。人家爱给就给,不给钱也没辙。当时我心里觉着,下不了一个好词:这跟要饭也没啥区别啊,我可不愿干这个。

解放后我也大点儿了,想的是念书考学。1953年高中毕业,东北工学院和沈阳医学院都给我寄了录取通知书。我想当医生,穿个白大褂,戴个听诊器,往屋里一坐,多绅士啊,起码不受风吹日晒。可是赶上得场大病,上不成学了。家里人说,你还是学评书吧。

我在东北呆了几十年,现在人说,为什么东北出那么多曲艺人才呢,是不是跟地方文化有关系?赵本山说原来东北太穷,大冷天人们没什么事干,就互相唠嗑,嘴皮子锻炼得特别利索。这话有道理,也是众多道理之一,我觉得主要还是时势造英雄。东北人本身粗犷,头脑活跃,过去就连做贼都是东北的最多。有句话讲“江北的胡子不开面儿”,知道什么意思吗?“胡子”就是土匪,旧社会太多了,以抢劫为生。你路上遇见胡子了,说是三爷介绍你来的,或者我是谁谁的门下,三老四少给个面儿,该让路的让路,该关照的关照。这都是在西南一带,东北不行。东北的胡子不给面子,管你是三爷还是四爷介绍来的,照样截住打一顿。

所以乱世求生,就是门学问。我那时候都是靠父母,父母领着走江湖,自己不能独立。等到长大了另立家庭,娶了媳妇,父母不在了,就得靠自己。1948年很凶险,解放军包围长春,国民党守军有13万人,连老百姓80多万人困在城里,没水没电,弹尽粮绝。我们家算比较富裕一点,先买下粮食,大缸小坛的都装满埋起来,当时估计这点粮食能维持几个月不断顿。可几个月后呢?谁知道这仗要打多久?最后就是一家人冒险逃出城去,往解放区跑。我现在总结,都是命运,不该你死你就没死。

刚解放那会儿,我靠说书有了经济收入,也有了社会地位,打心眼里高兴。走合作化道路,成立人民公社,我在辽宁鞍山定居,说书也算小有名气,不觉得这行当低贱了。这辈子两次新生,全国解放算头一回。

要说第二次新生,得先说我这辈子吃过最大的苦,就是“文化大革命”。毛主席说,这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,是前所未有的,不管什么人都要在革命舞台上表演。后来我才知道,这比打仗厉害多了。打仗时候幸存者还是挺多啊,飞机扔炸弹,哪儿那么巧就扔你头上?可要论危险系数,这个“文化大革命”是无一幸免,谁都跑不了。我就是因为说错了话,成为“现行反革命”,被下放到了农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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噩梦 四海为家苦漂泊

从小生长在城市,我是苗草不分,到农村什么活儿都不会干。而且我下放那地方,是东北地区的穷中之穷,干一年挣不了三百块钱。光口粮钱就得两百四十块,一年口粮三百六十斤,是毛粮,磨下来就二百多斤成品粮,哪够吃?农村老百姓本地人还有个亲戚能照应,咱是外来户,戴着“帽子”下来的,人生地不熟,可想而知是什么处境。

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再回城里,满腹委屈无处申诉。为了糊口,家里所有的东西变卖一空,坚持了四年,到后来就根本吃不上饭了。我心想这样下去,非死在这儿不可。与其等死,不如铤而走险。

我就跑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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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那年代过来的人都知道,当时吃饭要粮票,住宿要介绍信,到处都有民兵,天罗地网,你能跑到哪里去?可我愣是从农村跑出来了,就在外头漂流。哈尔滨、长春、沈阳,好多地方。当时的心情,感觉自己就跟台湾威尼斯生活来的特务一样,随时防范人家抓捕。为了维持生活,我跟别人学了制作一种手工艺品,叫“水泡花”,拿个罐头瓶泡几朵小花,叫我女儿去卖。人家一看,我女儿端个小瓶子站百货商场门口,那花儿五颜六色的挺好看,就都来买。除掉工本,一瓶能挣几分钱。积少成多,攒到几块了,就能买粮吃。苞米面一斤三块钱,那也得买,也得活着。

四年多在外边漂流,做梦也没想到,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了,落实政策,平反冤假错案。听说这消息的时候,我还在外边漂着呢,是有朋友告诉我,你那些事儿可以解决了,有说理的地方了。我心想“平反昭雪”这词,古书里边有,现如今不可能。朋友说不骗你,党中央给做主了。

1978年,我恢复名誉,恢复公职,迁回城市,还拿到了国家赔偿我的十年工资——共计八千多块钱。那年,我44岁,重返舞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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辉煌 两世为人念故乡

按现在的说法,四十多岁重新开始干事业,不容易。我两世为人,才明白什么叫自由,自由多么可贵。以前说过很多书,看过很多电影,不知道奴隶是啥样。经历一番苦难,噢,原来没落实政策那时候,就是奴隶,变相的奴隶。

我人到中年,对党、对人生充满激情,感觉像个小孩,一切从头开始。为什么干到今天这么老了不觉得累?就是有奔头,心里头痛快。

说书这行当,到改革开放以后,又是新局面。书还叫评书,说法不一样了。我的理解,在茶社里说书,面对观众,有随意性,随便动弹动弹,说点车轱辘话,说完一段抽根烟,都没关系。电台不行,电台要求简洁明快,没有观众。上电视说书更不一样,要求更严格。

开始不适应,录音的时候,面对麦克,空无一人,说成什么样也看不着观众反应,怎么整呢?我想了一个办法:录音棚有面透明的大玻璃,能看到外面的录音员,还有俩监听的,还有个主任,录书的时候他们天天在外头坐着,我透过玻璃看得清清楚楚。我一想,就拿他们当观众,他们也是人,我在里边说,看外边他们的表情。我一抖包袱,他们龇牙一乐,我心想这包袱抖响了。要是看见他们在外头唠嗑或是打盹,那说明这段书说得松懈,没把他们说住,我得注意了。

到1994年我退休后搬来北京,书录得更勤快了。开始是到北京电台里去录,后来我自己办公司,租用录音室,一来费用较高,第二个,北京交通越来越不方便,有时候堵车,急死也过不去。我一看,这录音也没什么神秘的,就是墙上贴隔音板,地上铺地毯,麦克买好点的,门加厚点关上,我在家也能录。这样就开始摸索着在家录书,每天早上三四点钟起来做功课。睡不着啊,工作积压在一起,全国四百多家电台,都有“单田芳书场”,每天超过一亿听众,我得供上人家播啊。早起来满天星斗,我看书时头脑特清醒,看一遍闭上眼睛,这故事怎么回事,哪是重点哪该删掉,心里都有了数,打开机器就录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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